香会现场，中方代表团团长向日方提出两个问题！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发言。他表示，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。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，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。然而今天，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！
新加坡的会场上，一段80年前的历史，再次被摆到亚太安全讨论的桌面上。
2026年5月30日，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举行期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、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平行分组会议发言。他没有把话题停留在普通的防务交流上，而是直接点出一个更深的问题：日本若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，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？
又能不能取得国际社会，特别是曾遭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信任？这两个问题一抛出来，现场的含义就不一样了。
它不是单纯讨论军费、武器、联盟，也不是一句简单批评，而是在提醒外界：日本今天的防务动作，不能脱离历史背景来看。二战结束已经多年，但战争给亚洲留下的伤口，并没有因为时间过去就自动消失。
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。1946年5月3日，东京审判正式开庭，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人进行审判。
那场审判不只是历史档案里的文字，它确认了侵略战争的性质，也为战后国际秩序留下了重要法理依据。孟祥青提到，有些势力仍在美化战争罪行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，甚至试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。
这个判断放在眼下的亚洲安全环境中，并不是孤立的。近年来，日本不断调整防务政策，扩大与美国、澳大利亚、菲律宾等方面的安全合作，还在武器出口和军事角色上出现更多动作。
日本说这是为了应对现实威胁，但周边国家自然会问一句：这种变化会走到哪里？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日本能不能有防务安排，而在于它如何解释自己的历史责任。
一个曾经给亚洲多国带来深重灾难的国家，如果在历史问题上含糊不清，同时又加快军事合作步伐，就很难让邻国完全放心。信任不是靠几句“和平国家”的表态就能建立起来的，它要靠长期行动来证明。
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本身也很特殊，会议从5月29日持续到31日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防务官员、专家学者参加。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、菲律宾等方面都在会上谈到了地区安全和防务合作。
也正因为如此，中方把战后秩序和东京审判问题放到现场讲出来，针对的不是一段旧闻，而是现实中正在发生的安全变化。日方后来也作出回应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会场上否认所谓“新军国主义”说法，并用日本没有核武器、没有战略轰炸机等理由为自身辩护。
他还把矛头指向中国军力发展，试图把讨论重点转向现实军事力量对比。但这样的回应，并没有真正解决中方提出的两个核心疑问。
因为历史问题不是一张装备清单。有没有核武器、有没有战略轰炸机，当然是事实层面的内容，但这不能替代对侵略历史的清醒认识。
亚洲国家真正关心的，是日本是否真正接受东京审判的历史结论，是否会用实际政策证明自己不会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边界。对许多经历过战争记忆的亚洲家庭来说，日本军国主义不是抽象名词。
南京大屠杀、强征劳工、“慰安妇”、细菌战，这些都不是可以随便淡化的历史细节。它们关系到无数普通人的生命和尊严，正因为如此，当日本在安全领域不断扩大存在感时，外界自然会把它和历史态度联系起来看。
从现实角度看，亚太地区并不缺紧张因素。海上摩擦、军备竞争、外部力量介入、军事同盟扩展，都让地区国家更加敏感。
日本若想在这种环境下扮演更积极的安全角色，就更需要谨慎，而不是一边推进防务合作，一边让历史争议继续发酵。中方在香会上提出问题，也是在提醒各方，战后秩序不是一句空话。
它背后有联合国宪章精神，有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，也有亚洲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。如果有人试图把侵略战争说成“正常历史”，把战犯责任轻描淡写，甚至借现实安全议题突破战后约束，那就不只是历史观问题，也会变成现实安全问题。
因为日本当年的侵略伤害过很多亚洲国家，历史记忆并非中国独有。日本能否赢得信任，不是自己说了算，也不是某个盟友背书就能完成，而要看它面对亚洲受害国家时是否有足够诚意。
防务合作本来可以是维护稳定的工具，但前提是不能建立在历史模糊和安全焦虑之上。如果合作越走越远，却没有配套的透明度和克制，反而可能加重地区误判。
对日本来说，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“别人为什么担心”，而是“自己做了什么让别人不再担心”。在我看来，孟祥青在香会提出的两个问题，表面上问的是日本，实质上问的是今天的亚太安全走向。
一个国家要扩大防务影响力，不能只展示装备和同盟网络，更要拿出可信的历史态度。日本如果真想获得亚洲国家长期信任，就不能把东京审判当成过去式，更不能在历史责任上躲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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